中国传统观念推崇知行合一，人生即学问，学问即人生，学问的背后连接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。这一点上，王阳明同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格外相似。孔子一生沉浮起落，既有执掌国事，诛杀少正卯的风光，更有厄于陈蔡绝食断粮的痛苦。孔子以降的儒家诸贤中，王阳明的一生也极为波澜壮阔、起伏跌宕，从进谏下狱、龙场悟道，再到远征戡乱、平定叛贼，经历别人未曾经历之事，自然开出不同凡响的哲学之花。

王阳明以哲学家入世，文韬武略，教化传世，“左手不释卷，右手不离剑”，事功同哲理交相辉映，实现了知与行、文与武的统一。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开启，终于“致良知”命题，既来自于讲学论道，更来自于实践履行。特别是两次平乱和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，闪烁着王学的精神，就像王阳明所说：“某于此‘良知’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。”

王阳明早年上书为弹劾刘瑾的御史辩护，触怒刘瑾，遭廷杖之刑发配贵州龙场，中途还被刘瑾派来的刺客劫持，佯装跳河自尽后逃走，经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，九死一生。他一生文治武功，建立盖世功勋，而这背后隐忍的痛苦，也非常人所能领会。

正德十四年六月，王阳明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，防止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，官船行至赣江顺流而下抵达丰城县，却传来了朱宸濠已经谋反的消息。朱宸濠坐拥十万大军，围攻安庆城，朝廷的救兵迟迟未到。万分危急之中，王阳明集众义勇，行围魏救赵之法，急攻巧战，只用35天时间活捉朱宸濠，迅速平定南昌，抚慰军民，休养生息，并将朱宸濠等俘虏登记造册遣送京师。

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，后方佞臣玩弄权奸。在朱宸濠已经被俘之际，兵部却仍召开会议研究征剿方略，武宗朱厚照下诏“亲帅六师，奉天征讨，不必命将”，自封朱寿大将军，率领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出师南征。行至良乡地区时，王阳明的《擒获宸濠捷音疏》送达，但武宗坚持御驾亲征，要求王阳明将朱宸濠重新放归鄱阳湖，由他自己来江南重新打一仗，保证圣驾“亲征擒获”。幸臣张忠、许泰等人先期到达南昌，已经开始纵兵抢掠，污蔑普通百姓为贼，随意杀戮献功，一场大捷演变成一场危局。

如此好大喜功，视战争如儿戏、人命如草芥之事，王阳明自然坚决反对。遵旨纵放，可保全头颅和乌纱，但将士牺牲就会白费，百姓也将再遭兵灾涂炭。一己富贵生死与百姓身家性命，孰轻孰重，阳明心中自然有良知权衡。他最终决定冒抗旨之罪，与皇帝及身边的群小周旋。于是，王阳明屡次上疏劝阻，称将亲自押解朱宸濠赴京献俘，武宗不听，并屡次催促王阳明停止献俘，等候御驾。张忠、许泰更是出于邀功之私心，公然对王阳明大肆诬陷。王阳明冒死上书力谏，又委曲求全改写战报，将功劳归于佞臣，方避免了一场兵祸，却又因此被构陷通敌。学生冀元亨被押送至京师锦衣狱，下狱枉死，自己也差点再遭牢狱之灾。

王阳明功高盖世却遭遇不公，被诸多阁老首辅等人排挤，未能得到重用，又被批为“狂狷”，不为朱子学派的主流所容，最后抱病出征广西，于戎马之际病逝，未能享得高寿。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，不假外物，不为乡愿，只是尽心尽意求得心安，弥留之际笑说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！”此等人生经历、人格抱负，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典范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在王阳明身上完美统一。

王阳明以入仕实践心学，怀持着教化一方的理想，诠释了中国人对于责任的独特理解。他到地方就任出行，打的牌子不是戏文里常见的“肃静”“回避”，而是“求通民情”“愿闻己过”。他创十字牌法、保甲法、乡约法，不仅防盗，更在于鼓励崇德向善，恢复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，强化乡里凝聚力。他用“谕俗”四条教育民众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，不要因一言之忿、铢两之利轻易构讼，贻害子孙。

他认为官员有责任教化乡里、爱惜民众，凡是落草为寇的地区，必然是因为“有司抚养之有缺，训迪之无方”，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责任。在《告谕浰头巢贼》中，对聚众落草的盗贼首领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，逐条分析其为寇的利害，并坦陈自己在“杀与不杀”之间的艰难权衡，以“真心”打动贼首望风而降。平定盗贼后，毫不居功自傲，而是反思不足，在《与杨仕德薛尚谦书》中提出“破山中贼易，灭心中贼难”，表达自己移风易俗、教化人心的理想。

王阳明以圣人之志入军务，不以功业为意，只求此心光明，即使参与镇压农民起义，王阳明也恩威并施，以德行感化避免武力，更能够将心比心体谅农民或不满或被挟持造反的苦衷，皆因为心中有大慈悲、大智慧。

1524年中秋之夜，52岁的王阳明设席宴请门人于天泉桥碧霞池上。月光如洗，池水清碧。酒至半酣，歌声渐起，诸弟子操琴吹竹，投壶击鼓而歌，王阳明乘兴作《月夜二首》。其中一首是：“万里中秋月正晴，四山云霭忽然生。须臾浊雾随风散，依旧青天此月明。肯信良知原不昧，从他外物岂能撄。老夫今夜狂歌发，化作钧天满太清。”

此诗道尽了王阳明此生的甘苦，他对朱熹、郑玄等人的批评和更正，不为世人所容，一生背着狂狷的骂名，承受奸小的谗言。但他所主张的狂，是快意恩仇、个性充沛的狂，是狂歌五柳、诗书江湖的狂，凭借此心光明，而在外界纷扰复杂的变迁中，保持自己的良知。当程朱理学走向晚期，士子以博闻强识为能，以读书渐进为进阶之门时，王阳明却开出了顿悟的药方，主张以此心之光明照亮世界，消弭尧舜与凡人的界限。此种耿介刚直的精神，对于任何时代颓败庸碌的朝野，都不啻一剂猛药。

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识与实践的机械对应，而是意念与行动的自然融合。但凡意念之动，必然指向外物，但凡外物之情，则必然与我有关。譬如山中花朵，“此花为我而开”，不是否认物质世界运行，而是睁眼之后看到此花，花开对我方有意义。王阳明的哲学有情怀、有温度，他主张“万物一体之仁”，世间事只有对人而言才是有意义的，不存在脱离了人的意义。他一生经历坎坷磨难，除了完善和坚定了他的信念之外，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，求仁得仁，无怨无悔。

王阳明不主张在书斋中省察克己，而是在与外界的接触中，在实际的事业中悟得人生大道，回归良知。人不能与外部世界隔绝，而应尽心尽意做好包括科举功业、柴米油盐在内的一切，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精一用心，尽力而为但不执着于结果，不为功利目的所牵绊。这种主张无疑充满了人生的自由灵动，显得分外鲜活。王阳明的四句教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，代表了儒家哲学在心灵层面的至高成就，通过对心的呵护与珍惜，完成儒家的最后一块拼图，中华道统、政统、学统于此浑然一体。

阳明学说简易真切，并能身体力行，故能经久传承。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与其学说高度融合，学说与人生交相辉映，故能源远流长。时至今日，浙江、江西、贵州、广西等地都不乏香火祠堂，并留有不少轶事传说，阳明学在东亚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究其原因，心学之“心”，抓住了古往今来人的共性，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平民凡夫，都离不开“心”的问题，人生的许多问题最终也要透过“心”来实现。